政策與議題

納粹醫師心中的惡魔–人體試驗的黑暗史(1)

「身為醫師,我將竭盡所能的幫助病人,不執行會傷害或致人於死的手術。」-希波克拉底醫師誓約。

「在這裡,為了打造亞利安人種,納粹醫師將化學物質注入兒童的眼睛,希望創造出藍色的眼睛。」-在奧斯威辛(Auschwitz)集中營。

用肉身開啟真理之門-孤獨的心導管之父

「人體試驗:徵求受試者……」,台大醫院的長廊裡,年輕的學生看著公告正思考著,他並不擔心實驗的安全性,心中只計算著那500元的營養金划不划算。他從來沒有想到,眼前的這些人體實驗,也有著自己的故事,故事裡有著用自己的肉身窺見真理的醫師,也有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,更有著堆積如山的屍體以及許多慘無人道的實驗。這個橫跨半個世紀多的漫長故事,就讓我們從二戰前的一名德國醫師,和他的導尿管開始說起吧……

1929年,經濟大蕭條的寒風正要吹向歐洲,此時希特勒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,一名年輕的德國醫師正執行著史無前例的人體實驗,25歲的沃納·佛斯曼(Werner Forßmann)醫師正將導尿管插入一名男子的左臂裡,他興奮地快速推進,看著導尿管沿著靜脈迅速地爬上肩膀、鎖骨,漸漸地靠近了男子的心臟,佛斯曼覺得血脈噴張、興奮不已…

數週前,佛斯曼深深地為一幅素描著迷,那是張動物實驗的素描,畫中的科學家用塑膠管深入馬的心臟,直接量測心臟的搏動與壓力變化。對佛斯曼而言,這幅畫散發出難以言喻的魔性,他日夜的想著-「這能用在活人身上嗎?」。毒癮般的求知慾折磨著這名年輕醫師,終於他下定決心,要找個活人來達成心中的慾望,趁著四下無人,他走向了診所裡的護士…

佛斯曼將護士綁好後,腎上腺素湧遍全身,他用力地割開靜脈,今晚,他一定要碰觸到活人的心臟,只不過,佛斯曼的目標,是自己的心臟!

絕不可執行會讓受試者死亡的實驗!除非,受試者本人就是進行實驗的醫師」-紐倫堡公約(The Nuremberg Code),1947年。

多年後,佛斯曼回想時說道:「我認為,如果實驗可能會出問題時,那受試者就應該是我自己,絕不是其他人」。佛斯曼走進了X光室,由於還有條導尿管在左手裡,佛斯曼只得用右手調整螢光板,拍下了醫學史上第一張「心導管」的X光片。從那一刻開始,佛斯曼手裡的那根導尿管,逐漸發展成葉克膜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等數不清的救命科技,全都源自於佛斯曼醫師那毒癮般的求知慾,和捨我其誰的自體實驗精神。

但不幸的是,當時的醫界無法接受如此新穎的概念,報告刊出後反倒引來排山倒海的抨擊,佛斯曼醫師被同儕嚴重排擠,他的所有實驗,都得不到支持。而在當時,雖然佛斯曼醫師擁有納粹黨黨籍,但他拒絕黨部提供活人受試者,堅持只用自己的肉體進行實驗:「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夢想,而將病人的身體當做天竺鼠般地使用!」。不久,二戰開打,佛斯曼醫師為了祖國而選擇參戰,他被派去冰冷的蘇聯戰場,迎向隨時會戰死的未來……

佛斯曼

左:佛斯曼醫師;右:佛斯曼將導尿管伸入心臟的X光片。from: wikimedia

而佛斯曼醫師於戰場中求生的同時,德國境內也有一群醫師-一群被心中的惡魔所吞噬,化身為撒旦的死亡醫師,而他們所創造的地獄,我們稱之為-「納粹集中營」。

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-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

披著白袍的約瑟夫·門格勒(Josef Mengele)冷冷地看著一對對的雙胞胎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,他是名醫生,但他的外號更響亮,人稱-「死亡天使」。病態的意識之下,門格勒堅信他能夠打造出金髮、碧眼又高壯的完美人種,他只需要一些材料,一些「活著的」材料而已……

大屠殺倖存者蘇珊·薇戈禮托(Susan Vigorito)緩緩的說道:「我和雙胞胎妹妹被關在狹小的木籠裡,門格勒會反覆地從我的腿上割去一點組織,或是在我妹妹的脊柱裡注射液體,整整一年」。門格勒還會將化學物質注射進孩童的眼睛裡,試圖製造出藍色的瞳孔。各種意義不明的實驗殺死了許多人,大約1000對雙胞胎成了門格勒的實驗「材料」,約800對死在他的手裡。當年僅3歲的薇戈禮托活了下來,但他的妹妹卻再也沒有離開奧斯威辛集中營。

無意義的殺戮實驗當然令人髮指,但如果是用科學之名包裝成的虐殺呢?

1941年,希特勒對蘇聯開戰,包括佛斯曼醫師在內的數百萬名德軍,湧入冰天雪地的環境。而在德國境內的西格蒙德·拉舍爾(Sigmund Rascher),卻以科學之名,用活人測試寒冷對身體的影響,許多人被迫浸泡在冰水裡直到凍死為止,數百名囚犯因此死亡。而除了失溫的實驗外,拉舍爾也強迫囚犯連續喝12天的海水,模擬飛行員迫降於海面的情況。而更殘忍的實驗是將囚犯關在減壓艙中,讓活人經歷失壓的過程後,再鋸開大腦來觀察血管內氣泡的產生。在拉舍爾所控制的達豪(Dachau)集中營裡,死亡有時候反而是一種解脫……

三名醫師,三種結局

二戰末期,納粹德國敗局已現,佛斯曼醫師、門格勒、拉舍爾三人的命運也隨著戰爭快速流轉。1945年時,拉舍爾因犯罪而被處死,和被他殺死的許多人一樣,葬身於達豪集中營裡。而門格勒假扮成一般士兵,躲過追緝後流亡到南美洲,直到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斃後才被確認身分。而始終堅持人性的佛斯曼醫師則在戰火中存活了下來,1945年時游過易北河後向美軍投降,戰後以泌尿科醫師的身份默默地生活著。在惡魔的年代結束之際,三名醫師分別擁來了他們各自的結局……

nazi being judged

左上圖:將人浸入冰水當中,藉此研究在低溫下人體的反應;左下圖:故意讓小孩感染結核菌,並切除腋下的淋巴腺,測試人體的免疫力;右圖:紐倫堡審判中,對卡爾·勃蘭特(Karl Brandt)醫師的審判,他被控同意並參與非人道實驗和其他戰爭罪行,最後被判絞刑。from: wikimedia

用屍體換來的規範-紐倫堡守則

堆積如山的屍體、骨瘦如柴的幸存者,那些泯滅人性的實驗震撼了全世界。1948年在紐倫堡進行的醫師審判,被告的醫師之中,不乏知名的科學家,如施靈(Klaus Karl Schilling)曾是國際瘧疾研究聯盟的成員,戰時卻刻意讓一千多名囚犯感染瘧疾來進行科學研究。科學家在戰爭期間荒唐的行徑,讓美國醫師里昂·亞歷山大(Leo Alexander)動筆起草人體實驗中應有的道德規範,也就是今日我們熟知的「紐倫堡公約」,寫明了醫師在任何情況之下,都不得傷害受試者(除非受試者就是醫師本人)。而1964年在芬蘭舉辦的全球醫師大會更提出「赫爾辛基宣言(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)」,說明了受試者有絕對的權利了解實驗內容,保障了受試者「知情同意」的權益。

數十年的努力之下,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誓言杜絕非人道的臨床實驗,全世界都認為這種惡魔般的人體實驗不會再出現了。

我們都錯了。

遲來的公道-1956年諾貝爾醫學獎

讓我們把時光退回到1956年的西德,51歲的佛斯曼醫師已在郊區執業六年,一生坎坷的他歷經了學界的排擠、戰爭的砲火,甚至在戰後,西德政府還禁止他從事醫療業務五年之久。而由他年少時所開啟的心導管領域,早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發揚光大,但這數十年來,佛斯曼醫師卻完全被學界捨棄,直到全世界都已經遺忘了佛斯曼醫師的姓名時,來自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捎給了他一則訊息:

我們決定將諾貝爾醫學獎授予沃納·佛斯曼先生,以表彰您對心導管的開發,以及應用於相關疾病上的貢獻」-1956年 [註1]

這個遲來的榮耀,代表著佛斯曼醫師年輕時的犧牲,終於獲得了肯定。獲得諾貝爾獎後,各界的榮譽先後湧向佛斯曼醫師,他的偉大不只是勇於用自己的身驅開啟真理之門,更值得敬佩的是,佛斯曼醫師活在道德模糊的納粹年代裡,戰勝了心中的惡魔。從那張自體實驗的心導管X光片算起,相隔了26年,諾貝爾和這個世界終於還給了佛斯曼醫師一個公道。1979年6月1日,心導管之父離世,享年74歲。

心導管

心導管已經發展成許多的救命技術,包括血管支架、導管心臟瓣膜置換術(Transcatheter heart valve replacement)、主動脈內氣球幫浦(Intra-aortic balloon pump)等。左上圖:心肌梗塞;右上圖:緊急施予氣球擴張術後,可看到血流通路已被打開;左下圖:施行氣球擴張術的導管;右下圖:臨床上已取代氣球擴張術的血管支架技術。from: Denise Chan & wikimedia

本文感謝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(Yu-Wei Chang)協助

  • 註1:佛斯曼醫師和迪金森·理查茲(Dickinson W. Richards)、安德烈·弗雷德里克·考南德(André Frédéric Cournand)三人共享195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。後兩位是在美國執業的醫師,主要的貢獻在於延續並發揚心導管應用。

參考文獻

  • Victor Cohn (1987) Self-Experimenters Tested Anesthesia, Yellow Fever, Safety Harnesses, The Washington Post, USA, Washington, D.C.
  • Lawrence K. Altman (2000) 誰先來?: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的醫生,天下文化,中華民國,台北
  • Werner Forssmann – Biographical。諾貝爾獎官方網頁。
  • David Bogod (2004) The Nazi Hypothermia Experiments: Forbidden Data? Anaesthesia, 59, 1155-1156
  • Baruch C. Cohen (1990) The ethics of using medical data from Nazi experiments, Journal of Halacha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, Spring; No. 19:103-126
  • Eugene Garfield (1989) Citing Nazi Research: To Do So Without Condemnation Is Not Defensible, The Scientists, 3, 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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