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策與議題

「身為醫師，我將竭盡所能的幫助病人，不執行會傷害或致人於死的手術。」－希波克拉底醫師誓約。

「在這裡，為了打造亞利安人種，納粹醫師將化學物質注入兒童的眼睛，希望創造出藍色的眼睛。」－在奧斯威辛（Auschwitz）集中營。

用肉身開啟真理之門－孤獨的心導管之父

「人體試驗：徵求受試者……」，台大醫院的長廊裡，年輕的學生看著公告正思考著，他並不擔心實驗的安全性，心中只計算著那500元的營養金划不划算。他從來沒有想到，眼前的這些人體實驗，也有著自己的故事，故事裡有著用自己的肉身窺見真理的醫師，也有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，更有著堆積如山的屍體以及許多慘無人道的實驗。這個橫跨半個世紀多的漫長故事，就讓我們從二戰前的一名德國醫師，和他的導尿管開始說起吧……

1929年，經濟大蕭條的寒風正要吹向歐洲，此時希特勒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一名年輕的德國醫師正執行著史無前例的人體實驗，25歲的沃納·佛斯曼（Werner Forßmann）醫師正將導尿管插入一名男子的左臂裡，他興奮地快速推進，看著導尿管沿著靜脈迅速地爬上肩膀、鎖骨，漸漸地靠近了男子的心臟，佛斯曼覺得血脈噴張、興奮不已…

數週前，佛斯曼深深地為一幅素描著迷，那是張動物實驗的素描，畫中的科學家用塑膠管深入馬的心臟，直接量測心臟的搏動與壓力變化。對佛斯曼而言，這幅畫散發出難以言喻的魔性，他日夜的想著－「這能用在活人身上嗎？」。毒癮般的求知慾折磨著這名年輕醫師，終於他下定決心，要找個活人來達成心中的慾望，趁著四下無人，他走向了診所裡的護士…

佛斯曼將護士綁好後，腎上腺素湧遍全身，他用力地割開靜脈，今晚，他一定要碰觸到活人的心臟，只不過，佛斯曼的目標，是自己的心臟！

「絕不可執行會讓受試者死亡的實驗！除非，受試者本人就是進行實驗的醫師」－紐倫堡公約（The Nuremberg Code），1947年。

多年後，佛斯曼回想時說道：「我認為，如果實驗可能會出問題時，那受試者就應該是我自己，絕不是其他人」。佛斯曼走進了X光室，由於還有條導尿管在左手裡，佛斯曼只得用右手調整螢光板，拍下了醫學史上第一張「心導管」的X光片。從那一刻開始，佛斯曼手裡的那根導尿管，逐漸發展成葉克膜、冠狀動脈氣球擴張術等數不清的救命科技，全都源自於佛斯曼醫師那毒癮般的求知慾，和捨我其誰的自體實驗精神。

但不幸的是，當時的醫界無法接受如此新穎的概念，報告刊出後反倒引來排山倒海的抨擊，佛斯曼醫師被同儕嚴重排擠，他的所有實驗，都得不到支持。而在當時，雖然佛斯曼醫師擁有納粹黨黨籍，但他拒絕黨部提供活人受試者，堅持只用自己的肉體進行實驗：「我絕不會為了自己的夢想，而將病人的身體當做天竺鼠般地使用！」。不久，二戰開打，佛斯曼醫師為了祖國而選擇參戰，他被派去冰冷的蘇聯戰場，迎向隨時會戰死的未來……

而佛斯曼醫師於戰場中求生的同時，德國境內也有一群醫師－一群被心中的惡魔所吞噬，化身為撒旦的死亡醫師，而他們所創造的地獄，我們稱之為－「納粹集中營」。

披著白袍的死亡天使－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

披著白袍的約瑟夫·門格勒（Josef Mengele）冷冷地看著一對對的雙胞胎送進奧斯威辛集中營，他是名醫生，但他的外號更響亮，人稱－「死亡天使」。病態的意識之下，門格勒堅信他能夠打造出金髮、碧眼又高壯的完美人種，他只需要一些材料，一些「活著的」材料而已……

大屠殺倖存者蘇珊·薇戈禮托（Susan Vigorito）緩緩的說道：「我和雙胞胎妹妹被關在狹小的木籠裡，門格勒會反覆地從我的腿上割去一點組織，或是在我妹妹的脊柱裡注射液體，整整一年」。門格勒還會將化學物質注射進孩童的眼睛裡，試圖製造出藍色的瞳孔。各種意義不明的實驗殺死了許多人，大約1000對雙胞胎成了門格勒的實驗「材料」，約800對死在他的手裡。當年僅3歲的薇戈禮托活了下來，但他的妹妹卻再也沒有離開奧斯威辛集中營。

無意義的殺戮實驗當然令人髮指，但如果是用科學之名包裝成的虐殺呢？

1941年，希特勒對蘇聯開戰，包括佛斯曼醫師在內的數百萬名德軍，湧入冰天雪地的環境。而在德國境內的西格蒙德·拉舍爾（Sigmund Rascher），卻以科學之名，用活人測試寒冷對身體的影響，許多人被迫浸泡在冰水裡直到凍死為止，數百名囚犯因此死亡。而除了失溫的實驗外，拉舍爾也強迫囚犯連續喝12天的海水，模擬飛行員迫降於海面的情況。而更殘忍的實驗是將囚犯關在減壓艙中，讓活人經歷失壓的過程後，再鋸開大腦來觀察血管內氣泡的產生。在拉舍爾所控制的達豪（Dachau）集中營裡，死亡有時候反而是一種解脫……

三名醫師，三種結局

二戰末期，納粹德國敗局已現，佛斯曼醫師、門格勒、拉舍爾三人的命運也隨著戰爭快速流轉。1945年時，拉舍爾因犯罪而被處死，和被他殺死的許多人一樣，葬身於達豪集中營裡。而門格勒假扮成一般士兵，躲過追緝後流亡到南美洲，直到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斃後才被確認身分。而始終堅持人性的佛斯曼醫師則在戰火中存活了下來，1945年時游過易北河後向美軍投降，戰後以泌尿科醫師的身份默默地生活著。在惡魔的年代結束之際，三名醫師分別擁來了他們各自的結局……

用屍體換來的規範－紐倫堡守則

堆積如山的屍體、骨瘦如柴的幸存者，那些泯滅人性的實驗震撼了全世界。1948年在紐倫堡進行的醫師審判，被告的醫師之中，不乏知名的科學家，如施靈（Klaus Karl Schilling）曾是國際瘧疾研究聯盟的成員，戰時卻刻意讓一千多名囚犯感染瘧疾來進行科學研究。科學家在戰爭期間荒唐的行徑，讓美國醫師里昂·亞歷山大（Leo Alexander）動筆起草人體實驗中應有的道德規範，也就是今日我們熟知的「紐倫堡公約」，寫明了醫師在任何情況之下，都不得傷害受試者（除非受試者就是醫師本人）。而1964年在芬蘭舉辦的全球醫師大會更提出「赫爾辛基宣言（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）」，說明了受試者有絕對的權利了解實驗內容，保障了受試者「知情同意」的權益。

數十年的努力之下，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誓言杜絕非人道的臨床實驗，全世界都認為這種惡魔般的人體實驗不會再出現了。

我們都錯了。

遲來的公道－1956年諾貝爾醫學獎

讓我們把時光退回到1956年的西德，51歲的佛斯曼醫師已在郊區執業六年，一生坎坷的他歷經了學界的排擠、戰爭的砲火，甚至在戰後，西德政府還禁止他從事醫療業務五年之久。而由他年少時所開啟的心導管領域，早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發揚光大，但這數十年來，佛斯曼醫師卻完全被學界捨棄，直到全世界都已經遺忘了佛斯曼醫師的姓名時，來自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捎給了他一則訊息：

「我們決定將諾貝爾醫學獎授予沃納·佛斯曼先生，以表彰您對心導管的開發，以及應用於相關疾病上的貢獻」－1956年 [註1]

這個遲來的榮耀，代表著佛斯曼醫師年輕時的犧牲，終於獲得了肯定。獲得諾貝爾獎後，各界的榮譽先後湧向佛斯曼醫師，他的偉大不只是勇於用自己的身驅開啟真理之門，更值得敬佩的是，佛斯曼醫師活在道德模糊的納粹年代裡，戰勝了心中的惡魔。從那張自體實驗的心導管X光片算起，相隔了26年，諾貝爾和這個世界終於還給了佛斯曼醫師一個公道。1979年6月1日，心導管之父離世，享年74歲。

本文感謝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檢驗科張昱維（Yu-Wei Chang）協助

• 註1：佛斯曼醫師和迪金森·理查茲（Dickinson W. Richards）、安德烈·弗雷德里克·考南德（André Frédéric Cournand）三人共享195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。後兩位是在美國執業的醫師，主要的貢獻在於延續並發揚心導管應用。

參考文獻

• Victor Cohn (1987) Self-Experimenters Tested Anesthesia, Yellow Fever, Safety Harnesses, The Washington Post, USA, Washington, D.C.
• Lawrence K. Altman (2000) 誰先來？：在自己身上做實驗的醫生，天下文化，中華民國，台北
• Werner Forssmann – Biographical。諾貝爾獎官方網頁。
• David Bogod (2004) The Nazi Hypothermia Experiments: Forbidden Data? Anaesthesia, 59, 1155-1156
• Baruch C. Cohen (1990) The ethics of using medical data from Nazi experiments, Journal of Halacha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, Spring; No. 19:103-126
• Eugene Garfield (1989) Citing Nazi Research: To Do So Without Condemnation Is Not Defensible, The Scientists, 3, 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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